杨振宁科研理念及其师承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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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科研理念及其师承溯源

作者 | 厚宇德（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来源 | 台州学院学报，2022 年 4 月第 44 卷第 2 期



摘要  与艺术家一样，不同的科学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风格。正确的科研理念是科学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思想保障。有的科学家的科研理念是在他不懈努力之后才艰难建立的；更有些科学家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前辈的理念。科学学派就是由遵循相同或相近科研理念的科学家组成的科研群体，学派的学术基因与传统，主要体现为科研理念的影响而薪火相传的。杨振宁的学术风格与科研理念特征明显，对此他自己做过总结说明，其有两大源头：一部分来自费米与特勒等人的影响，这部分从特征上可以寻根至玻恩学派；还有一部分源于家学和西南联大的熏陶。杨振宁曾在不同场合介绍他自己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的科研理念，其目的是宣传正确、先进的科研理念，以促使我国更多科研工作者与科技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在思想方法上保持同步。

关键词 科研理念 杨振宁  费米  特勒  玻恩

中文分类号：04-09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与科研理念

不难发现，著名科学家的成功几乎无一不与其所秉持的正确思想方法有关。大道至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概括与叙述起来并不复杂。马克斯·玻恩说：物理学不断发展，“但物理学家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却始终如一：设计实验并于其中观察规则性，用数学表述发现的定律，借助这些定律预言新现象，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把不同的经验定律彼此连贯地组织起来，以满足和谐性与逻辑完美性的需要，并通过预言再检验这些理论。”这是对物理学家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有效方法的详尽总结。虽然基本方法一致，但由于知识结构不同与专业特长不同，不同的理论物理学家开展创造性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会有不同的侧重。本文所述“科研理念”即指理论物理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个人色彩的思想倾向性。

科研理念与科研风格之间存在交集，但依然有明显的不同：科研风格是科学家学术特征的外在显露、因而更多是指从他人能感受到的而言；而科研理念属于科学家的内在驱动、是科学家本人才更能直接感受并坚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既有的著述中，有时科研风格与“文风”即写作风格存在混淆，甚至有时被视为一回事。而科研理念与文风是彼此区隔、并无交集的。

杨振宁曾说：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通过阅读，“我学会了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工作。”与此相反，“海森伯的风格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不能欣赏他的研究方法。”基于杨先生的此类表述，可以断定，他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研究风格，而不欣赏海森伯的研究风格。但是这不意味着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期对这几人的认识已经十分深刻，从他后来所讲费米等人的故事可以看出，这几人对他的深入影响，发生在他到美国留学之后。但是可以肯定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杨振宁已经铸就了其科研理念的部分内容，不过这在他整个科研理念中占据多大份额，尚需进一步研究。杨振宁为什么不欣赏海森伯的研究风格呢？仔细研读发现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因为海森伯的很多文章，“对的东西和错的东西都有。……他的文章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其二，海森伯的文章在表达上不简洁、不干净利落、没做到尽头。这种描述，更大程度上是对海森伯论文写作风格、表述方式的批评，因此杨振宁更大程度上不喜欢的是海森伯的文风。另一方面，他格外欣赏狄拉克，很大程度上也与狄拉克的文风有关：“你看狄拉克的文章，就会有这种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觉。他的文章没有一点渣滓。”科研风格与文风不能毫无联系，但是对二者不做些厘清与交割，不利于清晰讨论科学研究方法。

杨振宁对自己的科研风格有过高度概括：“杨振宁用 (D+F+E)/3 这个公式来描述自己的风格；D、F、E 是他心目中的三个偶像，即狄拉克、费米和爱因斯坦,上述公式表示这三个人风格的组合。” 杨振宁在达到学术巅峰期对自己科研风格的概括，自然是有意义的。他也曾用大量笔墨介绍并高度评价费米学派的科研理念，在介绍这些时，杨振宁的思路所循，是他个人成长的维度；而将自己的科研风格归结为狄拉克、费米和爱因斯坦三巨头特征的“拼盘”时，他是立足整个学术生涯而对自己特点的高度概括。从过程来看，费米学派的基本科研理念帮助杨振宁屡有斩获并成长起来；而他取物理学三巨头科研风格之平均值，并以此来概括自己的科研风格，是将过程置于一旁而对自己科研特征的自我塑形。这两种微妙的差异是需要辨析的。后一种做法的意义在于突出体现他的科研风格，不足之处是不能全面反映在他成长过程中给予他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因素。

二、杨振宁学术师承图谱

杨振宁在国内接受从启蒙至物理学硕士毕业的全部教育，打下了扎实的物理学与数学基础；在美国完成物理学博士学业，并开始了其辉煌的科学研究生涯。因此在其学术师承图谱上，既有中国前辈恩师，也有多位西方物理学巨擘益友。在中国对他有直接影响的物理学教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在美国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费米和特勒。爱因斯坦、维格纳、魏尔、昂萨格等著名物理学家都对杨振宁有过一定的影响；而使杨振宁深受教益的中国物理学家，也不仅限于吴大猷和王竹溪两位。



玻恩出现在杨振宁师承图谱有多层寓意：杨振宁的学术师承路线，隔代可上溯至玻恩；另外，杨振宁与玻恩之间，在知识结构与思想观点等方面，存在一些天然的相似之处。杨振宁不欣赏海森伯的风格，但海森伯曾是玻恩的弟子与助手，而受玻恩影响至深；特勒是海森伯的学生、也曾长时间做玻恩的助手；而杨振宁坦承他也深受特勒影响。因此海森伯列于杨振宁师承图谱也并非多余。“杨振宁学术师承图”大体可以展示杨振宁的主要学术师承脉络。杨振宁在国内所受教育对于杨振宁的科学成就有多大影响？这一部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而根据杨振宁自己的回忆，这段学习生涯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吴大猷是杨振宁学士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曾建议杨振宁阅读一篇研究分子光谱学和群论关系的英文文章。杨振宁回忆说：在这过程中，“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杨振宁对这一影响的量化表述为：“对称原理是我一生主要的研究领域，占了我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二。”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王竹溪对杨振宁影响较大：“我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的王竹溪教授，他的专长是统计力学，是他把我引导进了统计力学的研究领域。今天估计起来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在统计力学里面。”杨振宁的物理世界，有三分之二由吴大猷为之打开，另外三分之一由王竹溪为其开启，在这个意义上，两位导师在杨振宁科学生涯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三、玻恩的科研理念

杨振宁虽然没有直接师从玻恩，但是他的学术思想与玻恩的学术思想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为便于其后的对比研究，有必要专门介绍玻恩的科研理念。

1. 实验事实决定一切

玻恩对于实验的深刻认识，形成于他撰写博士论文时。当时他亲自设计仪器以验证其研究结论，当理论与实验很好吻合时，他欣喜不已：“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当他能用实验来验证他的理论时，那总是最心满意足的时刻。”彭桓武院士说，玻恩实验造诣高深，并通过实例使彭桓武认识到：“物理中理论与实验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又如此实际。”

玻恩之所以重视实，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事实是建立物理学理论的基础：“所有物理学的进步都出于对事实的合理解释，而不是出自空想或推测。”基于这样的认识，玻恩曾严厉警示那些迷失在理论或空想世界的科学家：“一个沉浸在自己的公式里而忘记了他要说明的现象的理论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叶企孙对玻恩重视实验的学术精神有过这样的回忆：“在哥廷根大学，玻恩有一个习惯，他除了主持理论物理讨论会，也一贯参加由弗兰克主持的实验物理讨论会，每次都去，了解实验中有哪些要说明的问题，有哪些新想法和新发现。”重视实验的思想自觉是玻恩一生科研成果卓著的重要保证。薛定谔在解释他建立的波动力学时，错误地摒弃微观客体的粒子性。与他相反，玻恩强调必须保留微观客体的粒子性。玻恩的坚持完全出于对实验事实的了解和尊重：“我在弗兰克关于原子和分子碰撞的精彩实验中，每天都能目睹粒子概念的丰硕成果，因而确信，粒子概念不能简单取消。”

在建立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位真正的数学家，并脱离了物理事实。”在玻恩看来，这是爱因斯坦后来没能继续缔造辉煌的主要原因。理论物理学家爱丁顿等人一度认为理论科学已经超越实验，无需再受实验掣肘而到了可以独立发展的阶段。对此玻恩明确予以反对：“我认为这些观点对于科学的合理发展是相当危险的。”始终肯定在物理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实验的决定性作用，是玻恩科研理念的重要支柱性内容。

2. 数学描述应优先于哲学思考

玻恩的另一个科研理念是格外强调数学在物理研究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爱因斯坦认为“哥廷根人”不可思议，曾讽刺说：“哥廷根人有时给我很深的印象，就好像他们不是想要帮助别人解释清楚某些事情，而只是想证明他们比我们这些物理学家聪明得多。” 与爱因斯坦的态度不同，曾受教于希尔伯特、克莱因以及闵可夫斯基等数学大师、并深受他们影响的玻恩十分认可这些“哥廷根人”，并将他们的学术理念贯彻到自己的物理系研究工作中。他明确表示：“我一直认为数学家比我们（物理学家）更聪明——他们在对问题能做哲学分析之前，首先去探寻描述问题的正确形式体系（数学公式）。” 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在理论物理研究中数学描述要优先于哲学思考的核心内涵。

在对复杂的物理现象难以做清晰的哲学或思想细节分析时，有些物理学家往往陷入不能自拔、没有出路的思想纠结之中。玻恩认为，此时智慧的做法是先找到适当的数学方法，并对复杂现象做数学描述。事实上，认为物理学研究首先必须在哲学或思想概念上搞清楚物理现象本质的念头，虽然符合心理上的朴素需求，但与物理学发展史上很多重要的史实相抵触。麦克斯韦在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实验基础上,借助数学工具建立了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那么，麦克斯韦在得出这组方程之前对于电磁现象是否有了明晰的思想认识呢？答案是否定的。费恩曼说，如果有学生希望他给出关于电磁波的可以清晰想象的描述，那他只能这样回答：“对不起，我不能为你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并没有关于电磁场在任何意义上准确的图像。” 波动力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薛定谔成功建立了波动方程，但他对于方程中波函数物理意义的理解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他不是在明晰、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建立波动力学的。

经典力学发展史也是数学先行的典范。当伽利略研究落体运动时，他做的重要一步是找到描述物体下落时位移与时间关系的数学公式，而不是首先纠结于为什么物体要加速下落的问题，从而裹足不前。同样，牛顿是在不能对万有引力作用机制给出满意的理解和解释的情况下，依据事实和数学推导出万有引力公式的。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 10 余年后写给友人的信函中，牛顿还说：“你有时说到重力是物质的一种根本而固有的属性。请别把这种看法算作我的见解。因为重力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能不懂装懂。”如果伽利略、牛顿和麦克斯韦等人因为对所研究的物理现象的本质还不能建立清晰的正确图像，因而存在困惑而不能做明晰的思想分析时，还放弃数学手段而一味陷于毫无出路的哲学思考，难以想象今天的物理学会是什么样子。历史表明，玻恩倡导的数学描述优先于哲学思考的理念，是物理学行之有效的成功路线之一。

遗憾的是，物理学发展史上这些著名的成功案例，并未唤醒 20 世纪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自觉意识。这导致玻恩成为其所处年代理论物理学家的一个另类，其特长则往往被视为缺点。玻恩的老朋友埃沃德曾对彭桓武说：“‘玻恩过于形式’。指的是玻恩擅长数学推导而物理直觉可能弱些。” 正如杨振宁所说，最令玻恩痛苦的可能是他的学生和助手也不能接受正确理念：“在 20 世纪的理论物理学家中有这样一个怪现象：对数学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年轻的海森伯和泡利看起来总是抱有一种过度的念头，即认为数学最起码也会损害物理的原创思想。这样的观点令玻恩深受其害、苦涩于心。” 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有更多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逐渐认识到了玻恩这一主张的正确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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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费米：杨振宁心目中的楷模

杨振宁的主要科研理念源自于费米的直接影响。在杨振宁看来费米是无可指责的楷模：“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 杨振宁曾这样描述费米对他影响之大：“我在做学生时，受到费米的影响非常之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物理不是形式化的东西。” 费米所不提倡的“形式化”的东西，指的是不“跟实际接触的物理” ，是物理现象的对立面，即脱离实际的虚构。在杨振宁看来，符合费米科研理念的即是好的物理学研究，反之则是非物理学研究或不是好的物理学研究。1986 年当有人请他发表对当时热门的第五种相互作用的看法时，杨振宁说：“今年年初某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物理评论快报》上的一篇文章，所以全世界都知道有所谓第五种相互作用的说法。……可以不客气地讲，国外多数人的这方面工作毫无价值。因为他们不懂物理是什么。”《物理评论快报》是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之一，杨振宁将这一期刊上讨论热门话题的研究者们，斥为“不懂物理是什么”的人，这一态度之坚决令人讶异。杨振宁的信心和底气，直接来自他对费米研究理念的深刻理解与坚定确信——第五种相互作用这类研究，完全是脱离实际、凭空臆断的形式主义的、因而是“非物理的”的做法。其后事态发展的结果表明，杨振宁的判断是正确的。

前文曾提到，玻恩坚信所有物理学的进步都出自对事实的合理解释，而不是出自空想或推测；这也是杨振宁所说的“费米风格”的核心内容。费米 1922 年获得博士学位，稍后他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在玻恩领导的物理系深造学习7个月。1963 年 6 月，在接受托马斯·库恩采访时，玻恩当年的学生和助手约当回忆了费米在玻恩学派时的情形：“费米当时承担了证明遍历理论的工作，那时候这一理论还没有后来那样更详尽和更完善的数学描述，费米对它进行了思考，并且对解释这个理论做出了贡献，让人们对它更有兴趣了。他一直给人特别爱思考的印象，同时也特别干净。……费米当时的确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根据库珀的研究，费米在哥廷根期间，已经开始筹划出任罗马大学物理研究所负责人的职位。不难想象博士毕业不久、毫无经验但期待成为一个研究机构负责人、从而大展宏图的年轻费米，此时自然会格外关注声望日隆的玻恩学派的人员构成、内部学术运作与管理等等细节。根据塞格雷以及维格纳等人的回忆可知，费米的工作方式以及与助手和学生交流的方式，与玻恩当年的做法极为接近。杨振宁说费米善于专题讨论，而这恰恰也是玻恩当年的做法，并且费米曾承担过玻恩制定的一个专题的研究和主讲任务。因此可以肯定，玻恩及其学派对费米的影响是不能否定的。因此费米与玻恩科研理念上的一致性，不是毫无关联的巧合。玻恩与费米在后来的科研生涯中交集不多，但是也偶有书信往来。由笔者曾引用过的玻恩写给费米的信函可以看出，玻恩对待费米仍是平易近人、毫无师生辈分之别的。在内心里玻恩也视费米与特勒等人为自己的学生。 费米曾多次提名玻恩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1954 年（玻恩获奖年）费米也是为数不多的玻恩的提名人之一。

五、特勒：杨振宁的博导

除了费米，杨振宁说：“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对我很有影响的另一位老师是特勒。” 在特勒的指导下，1948年杨振宁获得博士学位。对于特勒的学术风格，杨振宁有这样的描述：“特勒的物理与费米的物理有很相近的地方……相近的地方是他的物理也是从现象出发的。” 笔者认为特勒与费米学术风格之所以有“很相近的地方”，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特勒也曾多年深受玻恩影响；而特勒的博士指导老师海森伯则曾是玻恩的学生和助手。杨振宁认为自己研究物理学所用的归纳法，是从特勒那里学来的：

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是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特勒与费米的研究方法最相近之处是：从物理现象出发（现象是由实验发现的），从中引导出数学的表示。而这如前所述恰好是玻恩所终生强调和履行的核心理念。特勒于 1930 年秋天来到哥廷根大学，成为玻恩的助教。玻恩对特勒有重要影响是学界的共识。特勒的传记作者说：“评比物理学家要比评比棒球选手或电影明星困难得多。但是，除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属于老一辈的人以外，许多评论者都把海森伯和玻恩放在最高的地位。这两位物理学家后来对特勒的影响极大。” 遗憾的是特勒传记作者没有举出具体事例。有证据表明特勒在哥廷根期间是个活跃人物。1932 年玻恩五十岁生日时，他的助手和弟子们为举办了一个令其感到出乎预料的庆祝活动，特勒是这一活动的核心：“泰勒是这次庆祝活动的策划者，他给 80 岁的艾琳（玻恩的女儿）留下了无法忘却的记忆。后来她把他描写成‘魔鬼莫菲斯特的化身——一张黝黑的脸上，彼此衔接起来的浓眉下深不可测、熠熠发光的双眼。’”特勒得到了玻恩的充分认可，也赢得了玻恩的特别关照。1933 年 5 月 30 日在写给玻恩的信函中，爱因斯坦说：“也许你可以写信给他（林德曼）谈谈特勒的事。”在编辑《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时，玻恩对此函所做注释中说：“从爱因斯坦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到，我那时正试图为特勒做一些事情，但我却记不起来是什么事了。他在哥廷根逗留了一段时间，我写的光学书中，有一章（拉曼效应理论）就是他帮我写的。”南希·格林斯潘研读玻恩档案资料后发现，1933 年玻恩还曾向多人推荐特勒。如在写给艾伦费斯特的信中，玻恩说：“特勒是具有非凡天赋的人，值得每个人提携；作为一位匈牙利犹太人，他被轻视了很多。”南希·格林斯潘见到，在当年写给林德曼推荐特勒的信中，玻恩嘱咐林德曼一定要将特勒的名字记在心上。这些都表明当年玻恩与特勒关系紧密、玻恩对特勒十分欣赏。与玻恩长时间保持密切关系的特勒受到玻恩学术理念的影响是较为自然的事。

六、杨振宁与玻恩科研理念之对比

费米和特勒继承了玻恩科研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理论物理研究，一定要从实验出发，关注具体的物理问题而不依赖空想。玻恩的另一特点，即理论物理研究必须要将数学描述置于哲学思考之前，在他们身上展示得并不突出。由此可以看到几个人科研理念的微妙异同。虽然与玻恩没有过直接接触、虽然在著述中较少提到玻恩，但杨振宁的科研理念，与玻恩却高度相似；这种相似程度甚至超越了费米、特勒与玻恩的相似。

1. 一切从实验事实出发

与玻恩相似，杨振宁也坚信并长期强调物理实验对理论研究的决定性作用，他曾说：“我十分重视物理学家实验的结果。物理学家不应去做纯数学的理论物理研究……” 在杨振宁看来，理论物理学家从实验出发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这也是物理研究与数学研究、艺术创作在方法上最根本的区别：“理论物理的最终判断是在现实中。与数学家和艺术家不同，物理学家不能凭自由的想象去创造新的概念、构造新的理论。”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其研究生涯中，一如玻恩当年，有意识对前沿实验物理学研究保持密切关注：“1953 年的夏天，我搬到长岛的布鲁克海文，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许多实验小组不断获得大量有趣的结果。我每隔几周就访问这些实验小组，以熟悉他们的实验。”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回忆，如巴斯科姆·第佛说，1961 年杨振宁访问斯坦福大学时，“频频访问我们的实验室” 。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杨振宁对于脱离实验的理论物理研究，总是持有怀疑的态度，如 1994 年他说：“近些年来，高能物理里头重要的新的实验很少，实验成果有枯竭的现象。理论方面文章很多，可是大家知道，物理的最后判断是实验。没有实验的根基，容易造成空中楼阁的现象。” 充分肯定实验事实对于理论物理研究的决定性作用，杨振宁的这一科研理念，如他所说来自于费米和特勒的影响；而费米与特勒的科研理念，具有明显的玻恩学派的学术基因。

2. 数学——杨振宁研究工作的强大引擎

玻恩当年在哥廷根主要接受的是专业的数学训练，在做博士论文时才改换方向研究应用数学并逐渐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具备一流的数学天赋，在数学方面较早受到家学熏陶，并逐步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因此玻恩和杨振宁与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对数学的理解和认识截然不同。杨振宁曾这样表达他与很多同行不同的数学感受：“我的大多数物理学同事都对数学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或许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我比较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的价值观念，我钦佩数学的美的力量；在谋略上，它充满了巧妙和纷杂；而在战略战役上则充满惊人的曲折。”数学对于杨振宁，一如数学对于玻恩，是不可或缺的；离开数学，他们的研究工作如折一翼。

如果玻恩与杨振宁有机会直接交流，一定会发现对数学他们具有很多相同的认识以及相似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玻恩重于应用数学，而杨振宁除了应用数学，在研究物理问题过程中，还对数学做出过了重要贡献 。

3. 保守的革命者

玻恩与杨振宁还在多个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再举一例——他们都是保守的革命者。两个人在科学生涯中都做出过革命性的工作。但从玻恩的自我表述可以看出，他在多数情况下所作出的革命性贡献，事实上是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不情愿、不得已而做出的。换言之，他不是一个高喊“革命”口号、以推翻旧理论为目标的人。理论物理学家戴森则称杨振宁为保守的革命者：“他热爱过去，尽可能少摧毁它。他对西方科学的杰出思维传统和对中国祖先的杰出文化传统同样崇敬。”杨振宁自己完全同意戴森的这一观点，说自己做出过革命性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如果一个人在毫无正当理由与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即野心勃勃主观地以推翻既有的科学理论为目标，那么他或者是个名利熏心的人，或者是个根本不具备科学精神的人。因此，科学家的保守性本质上是科学精神的一种诚实反映。

七、结语

杨振宁的科研理念在师承上是清晰的，费米和特勒对他有全方位的直接影响，他自己对此有清晰的回忆。而他从费米和特勒这里所继承，部分核心内容是玻恩学派的科研理念。

玻恩一贯倡导与贯彻、由费米与特勒等发扬光大，而杨振宁深信不疑的从实验出发、基于物理事实展开研究的主张，是20世纪理论物理研究理念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反，脱离实验的诸多尝试终归于水中望月。而使玻恩备受奚落、但他仍一贯秉持的理论物理学研究必须数学描述先行的科研理念，在 20 世纪下半叶才逐渐为更多理论物理学家所逐步认可和接受，杨振宁将数学技能发挥到了登峰造极之化境。玻恩学派的两条基本科研理念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一些科研技巧，事实上是 20 世纪理论物理学家高歌猛进的有力引擎。20世纪理论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核与粒子物理、量子场论等诸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无一不是坚决实践这一科研理念的结果。没有理由让人相信，未来的理论物理会放弃由玻恩建立、由杨振宁发扬光大的这一套成功的理论物理科研理念。

作者简介：厚宇德，1963 年生，黑龙江明水人，工学博士，山西大学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文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玻恩学派中国成员创新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0YJAZH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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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9]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出的文字制作的19套微型胶卷，每套302盘，分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本文作者曾多次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图书馆阅读该馆所收藏的这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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