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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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初探
巴海
一、山海经从《涸海古卷》到《死海古卷》
我国古籍《山海经》，从《涸海古卷》到《死海古卷》的设想，产生的“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研究课题，可追溯到１９０３年作为清廷，第一批公派到日本的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的留学生中间就开始的思考。但在将近一百年后才开始揭开它的面纱，仍是任重道远。而这个课题的始作俑者叫何拔儒，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和他同去、同住在一起的是黄兴、张澜、陈润霖等共四位中国留学生。
《死海古卷》（或称《死海经卷》、《死海书卷》、《死海文书》等），远在第一世纪以前大约一百年的时候，就被藏在死海西北的山洞中。此地离耶路撒冷约只有30公里路，于是人们称这本古卷为死海古卷。死海古卷也泛称1947～1956年间，在死海西北基伯昆兰旷野的山洞发现的古代文献。《死海古卷》中最重要的文献是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即《旧约圣经》）。1947年，居住在死海西北部某一小村中的儿童，在死海附近的山洞中发现了一些羊皮卷。从1948年至1956年间，11个藏有手稿的洞穴，又在死海西岸北部角落被发现。从这些洞穴又发掘出大量《旧约圣经》古卷和其他文献手抄本，种类多达600多种，残篇碎片数以万计。这些古卷在近代考古史上非常罕见，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当代最重大的文献发现。在1990年代，《死海书卷》已全部印行，可以供人查证。
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生于1862年。何拔儒和黄兴、张澜、陈润霖等四人到在日本留学，都是有为振兴中华的目的而来。黄兴、张澜、陈润霖当时只是20岁到30岁之间的青年人，他们很快投入与孙中山发起的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并且确实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而何拔儒当时已是40岁的中年人，他的目标是“拔儒”-----他说，列强打了我们这类老师，提醒我们社会革命任务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拔高”儒学：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决策，需要科学，但儒学的两大特点，一是把中华文明自称是农耕文明，以此早、好自居；二是把中华文明定位在人学、仁学，以此单一的和谐早、好自居。而拔高儒学，一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二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人与自然及天下的和谐持久双赢。因此何拔儒也秘密带着探讨“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思考来留学的。
毛泽东同志曾比喻过列强侵略中国，是类似学生打老师。而何拔儒先生在19世纪末就有这种感觉，他说，日本从隋年代起至明涌维新之前，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其后开始侵略中国，这是学生打老师。他想的改变的办法是“拔儒”!他说，列强打老师，提醒我国除革新社会任务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拔高”儒学。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决策，都需要科学。但追随儒学的特点中，多把中华文明自称是农耕文明早自居；又多把中华文明定位在人学、仁学单一的和谐好自居。而拔高儒学，就是要针锋相对强调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强调中华文明也是人与自然及天下和谐持久的双赢。这过早造就了何拔儒对“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探索。
而何拔儒出生的时代，是在他出生的第二年，盐亭已拉开近代化的序幕。这个标志是1863年，在盐亭县城东门外的凤凰山顶，以感恩随代盐亭县令董叔封，教民栽桑养蚕之德，重建了一座高6.3米，呈六角形的纪念亭。盐亭人知道感恩，也许同时已明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近代工业化经济中的地位，才选择了董叔封的。
这同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影响也有关。而在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末，文化上正是玛雅、爱琴、埃及、印度等古文明不断有新发现震惊世界的时期，他们先后破译成功了赫梯楔形文字和亚述泥版文书，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也被破译出１２５个文字符号，其消息传遍世界。何拔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唤醒了他对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感到兴趣，因为在这些境内文物古迹众多。例如在榉溪河畔的盘垭村，天垣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就使他心动。
众所周知，《圣经》的最大谜团之一是谁写了《死海古卷》？何拔儒从当地传教士得知的一些最古老的圣经文献故事，联系我国的古籍《山海经》和天垣的盘古传说，他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而得以保存的。因为盘垭村天垣的盘古传说以及洪水朝天等传说的“创世纪”，与《圣经》记载的一些部分有神似；因此反过来，把《圣经•创世纪》和《涸海古卷》结合看成一个完整的序列，那么也许能说明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
如果说今天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附近，发现的《创世纪》中所描述的诺亚方舟的船身残骸，可信度不高，那么联系何拔儒认定的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也说它的可信度不高的话，当然何拔儒也猜知在今后各种革命极左的狂潮下，它们就更难保住。所以何拔儒从日本回来后，心中就有一张宏伟蓝图。第一步，他把家乡盐亭的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起来；但缺少资金谈何容易，他出了一个高招，把家乡一些价值连城的上古碑石，抵押给上海、天津、北京等东部的大户人家的朋友，以为筹集“存古基金”垫底。第二步，他发动榉溪河畔有影响力的人家，在盘垭村大围坪，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以赶集市聚集人气。１９２５年，天垣场初具雏形，他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人称“天下第一楼”。原因是，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面对盘垭山麓的盘古庙。而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如此开放的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
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笔者就出生在天垣戏楼后的芳草沟，笔者的父亲也是这些穷孩子中一个。
笔者在读中学时的假期里，常参加社里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多次听到过一些贫农长辈，在劳动后的休息时间或评工分时间里，给人们“吹牛”谈一些天垣戏楼上教书先生的故事。
正是这些贫农长辈常能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如在１９５０年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曾支持何拔儒的“存古基金”办学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了，而这些是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的。而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４９年，盐亭县办各类存古学校一百多所，办新式缫丝厂近２００家，送留学归乡的学子有十多人，不能不说包含了何拔儒的智慧。例如在他家乡榉溪河龙潭村办的“龙潭中学”，还是盐亭县第一次办起高中班的学校。到解放时，该校有初中毕业生近８００人，高中毕业生近２００人。１９３７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革命家、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剑清女士，就是从龙潭中学走出的。1998年王剑清同志从北京陪同炎黄研究会的领导，回盐亭出席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亲自向王剑清同志汇报笔者童年，亲自目睹到解放初期，天垣的一些山寨聚落遗存和搜缴的大量古籍被毁坏的情况，王剑清同志深情地说：“那时，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
鉴于有对暴风骤雨似的复杂阶级斗争的体验，何拔儒对“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思考不愿留下文字，更不愿公开进行文字争论。何拔儒是否看走了眼，这要由时间来回答。但是在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面前，即使是我国的历史学家群体或地质学家群体，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例如，刘东生院士的黄土研究被誉为认识自然历史、气候变迁的第三本书。而在读懂这部之前，我国的历史学家群体或地质学家群体，有一种说法，黄河流域这片中华民族的伟大发祥地之一的地方黄土多，是因为人类在这一带开发时间跨度得过早、过久的缘故，体现了黄土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密切关系。１９５５年刘东生先生由于参加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对晋、陕、甘等地区进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考察，才慢慢认识到，日常概念里的黄土与地质学上的黄土有相连又有区别，中国黄土高原的这种黄土，是几百万年的“沙尘暴”的结果，它的形成是十几万年来的事。又如而陈国达的地洼学说，在这之前关于地壳演化及运动的大地构造学，地质学家群体仅停留在“非槽即台、非台即槽”的“地槽——地台学说”局限上。陈国达在1959年开始认识到，继地槽——地台阶段之后，还有造山型的强烈地壳运动，它不是地槽历史的重演。其标志是它里面没有海槽而具有特殊的以陆相为主的盆地，叫做“地洼”，故又叫它为“地洼型造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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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涸海地貌计量历史学与计量地质学
何拔儒的两个孵抱期的猜想，也许来自一些朴素的计量学。例如，人类的生理和寿命尺度，提供了历史计量学校正远古联合国王表年表的公差。反过来，远古联合国王表年表及地理活动，又为新生界第四系后的计量地质学的断代转型提供了剧情。这也许还在打乱我国的历史学家群体和地质学家群体的阵局。
因为现在来看《死海古卷》和《涸海古卷》的完整结合，产生的那两个孵抱期，这是从整体上论证人类和人类文明序列的起源，也解决了生命起源与人类起源的交叉。这就是，生命是多地区起源，人类是在非洲才发生的聚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韩同林先生曾论证，在距今约2-3百万年的第四纪大冰期，全球大约有3/4的陆地被冰雪覆盖，地球成为像一个大雪球，只在非洲的赤道地带，才有广阔的大片绿州。这造成200多万年前的各大洲的原始人类，必须成功地迁徙到那里才能生存下来。由此也在那里融合交配，并进化为现代人类物种。后在约20万年前第四纪大冰期后期，进化过的现代人类从非洲走出，像候鸟一样寻找回归各自祖先曾生存起源的地方。中国人类，在这场回归的路线上，有水路和陆路之分。水路指从非洲的大西洋沿海岸，因在海面求生存活动的一部分原始人，被洋流和季风把独木舟或木筏、芦苇筏、兽皮筏，连人带筏冲入大海远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可被带到大西洋印度方向的亚洲沿海岸。这种成功率，可在约15万年前左右，到达中国南方。
陆路指从非洲、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陆地，经漫长的路途，大约在5万年前左右才能进入中国的北方。但这两支中国现代原始人，后都在四川盆塞海融合交配生活。约1万年前在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创建起了“远古联合国”，这就是史称的“盘古开天地”。《山海经》这部涸海古卷就是这时远古联合国的志书。从而也说明了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起因。再到约5000年前，四川盆塞海开始干涸，最后一届的远古联合国的人文始祖，即嫘祖与黄帝汇合，就像中国现代革命，从井冈山长征到延安一样，把人类文明其中的中华文明引向新的胜利。但在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各类革命狂飙和反封、资、修的洗礼，当地大量古遗迹、文献被毁，加之国家统一的教科书及宣传，从来不曾介绍的情况下，也许90%的群众也不愿意相信这种推测。“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研究，直到今天才有“80后”的科学家愿意讨论，也许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就是李海龙先生，他的自我介绍是：“我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工作，80后生人，现在做一些地貌及气候方面的研究，有些也涉及到人文领域。最近的工作集中在岷江和大渡河内。为川西特殊的地貌及神秘的历史吸引，看了大围坪及盘古王表的报道后更觉神往”。有人说，如果刘东生院士的黄土研究，被誉为认识自然历史、气候变迁的第三本书，那么在绵阳涪江、梓江下游区域，壮观的大围坪和古山寨遗迹地貌，就是曾发生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可被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
但是李海龙先生说，考古学和地质学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现代考古学也确实借鉴了很多地质学的研究方法，但考古学里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实证大于推理”。在没有实证的前提下，则是“残简胜于口传”。依据他对盐亭嫘祖的了解，只能算作是口传和推理。
李海龙先生说，他确实有心去揭开这段远古的历史，但是要想说服别人，恐怕还是很难。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就是大围坪地貌，他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这方面的考证工作他可以做。第二：关于盐亭有没有海啸证据，他有个朋友做海啸研究，可以说服这位朋友去看一看；但是他自身首先是怀疑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第三：存不存在历史上的盆塞海？存在了多长时间？这个需要实证，就是湖湘沉积层。四川盆地历史上，可能存在过汛湖，就是汛期的时候被淹没，这跟它的地理条件有关，但是时间不可能很久，水位也不可能很高。他虽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具体调查，但是他手头掌握的资料，没有盆塞海存在的证据。当然，这类似谈到资阳人，争议也比较大，很难确定出准确的时代。即使地质上定年，也是很难的事情。以上这几方面，他还只是做地质、地貌方面的研究。
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这是笔者看到这方面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
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岷江上游叠溪一带于71ka左右，发生了大面积堵江事件，形成了上游长约30km的堰塞湖。堰塞坝位于叠溪以南的下游河谷，沿江分布约10km。该堰塞湖持续了60ka，于11 ka左右，彻底溃坝。青衣江上游五龙乡古堰塞湖85ka前形成，35ka前溃坝，规模不详。大渡河上游开绕村古堰塞湖长于5km，堵江时间不明，20～17ka间溃坝，堰塞坝位于色玉村一带。依据这些古堰塞湖的沉积、构造、关键层位光释光测年数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划分出青藏高原东缘晚更新世中、晚期，存在85～70ka、43～30ka和20～10ka的3个构造活跃期，可对应于青藏高原古里雅冰芯δ18O曲线，体现出的C1,C3和C4的3次气候冷暖转变期。他们指出大规模堵江事件，是快速的能量物质转化过程：地震释放强大内能，气候因素使得物质得以积累，深切河谷是堵江的有利场所；构造-气候耦合，促使大型洪积扇发育、大规模堵江事件发生，进而改变河流动力、塑造河谷地貌。
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取得以上青藏东缘工作的新成果，据李海龙先生介绍，这只是岳桥领军作的青藏东缘工作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张岳桥是温总理亲点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科学家。李海龙是张岳桥先生的助手，各方面的工作都是由张岳桥来安排。李海龙的工作集中在岷江和大渡河内，他为川西特殊的地貌及神秘的历史吸引。正是在2009年做完了川西的工作之后，李海龙对四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苦于没有做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入手点，这时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堰塞湖，看到了绵阳市对古盆塞海、大围坪及盘古王表的研究报道，就更觉神往。他感到绵阳市盐亭大围坪地貌、嫘祖历史，或许是解开这些问题的一把金钥匙。然而历史久远，这把钥匙或也已经锈迹斑斑了，他只能希望这把钥匙今后越来越亮。
李海龙先生还有一点想法：盐亭离三星堆很近，为岷江的姊妹河流涪江的下游。四川学者有成都大学的王兰生先生猜测，三星堆的毁坏可能与堰塞湖溃坝有关。这听起来蛮不可思议，但只要想到1933年叠溪地震后，整个叠溪古城下陷了约70m。这处堰塞湖于两个月之后溃坝，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损失，足以体现出古人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李海龙说，5•12大地震之后，唐家坝堰塞湖如不在人力下疏导，其溃坝对下游的毁坏也是很难想象的。
张岳桥研究团队2009年以来在野外的一些考察工作，发现了岷江上游，在史前7-1万年（主湖期可能是3~4 -1万年）期间，存在一个大型的堰塞湖，长约30Km，其规模远远大于唐家坝，河道堵塞近10公里，对比看来当时地震的级别绝不会小于5•12大地震。张岳桥研究团队还发现这一时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中，仍有很多大型堰塞湖（在进一步研究中），规模均很大。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溃坝意味着大量的水，被卸载到盆地里面。李海龙说，他个人认为，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具体的数据还要做更为细致的工作）。而这些堰塞湖，在一万年左右溃坝的原因，可能跟气候转变有关，也可能跟大地震有关。中华上古有传说共工撞倒了不周山，造成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继而洪水泛滥，这一幕与1933年叠溪地震颇为相似，这有可能也是一次大地震的纪录。地震造成了山体滑坡，堰塞湖溃坝，对于下游的人们，才有水从天上来的感觉。
李海龙说，如果地质能和四川盆地特殊的历史联系起来，会不会有一点突破？盐亭离三星堆很近，但不属于岷江下游，而是嘉陵江的中游。如若是岷江等上游水系众多的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造成的四川盆塞海，那么盐亭等嘉陵江的中下游的大围坪地貌，也许就是此时期盆塞海的海啸造成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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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涸海冰川冰臼的地质学家之争
1、与李海龙先生想法能够对应的是，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先生，对第四纪大冰期末期以后四川的冰川研究。张文敬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山地冰川特别发育的国度，也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山岳冰川数量分布最多的国家。据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领导的中国冰川编目组的精准统计，截止新千年伊始，中国还拥有现代冰川46 377条，总面积为59 425平方千米；它们分别发育分布在中国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等六个省区。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北起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交界的阿尔泰山最高峰友谊峰，南到云南丽江市的玉龙雪山，西迄帕米尔高原，东至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雪宝顶。
把李海龙先生说的约1万年前，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涉及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与张文敬先生说的中低纬度山岳冰川山系的划分对照，在四川境内五处现代冰川作用区分别是：雀儿山冰川区，沙鲁里山冰川区，大雪山冰川区，邛崃山冰川区和雪宝顶（属岷山山系）。依水系划分又可以分为六处冰川作用区：金沙江流域冰川区，雅砻江流域冰川区，大渡河流域冰川区，岷江流域冰川区，涪江流域冰川区和嘉陵江流域冰川区。
张文敬先生说，这涉及的行政区划有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雅安市。目前四川各类冰川共有546条，总面积达601.25平方千米。四川境内最大的一条冰川，就是著名的海螺沟冰川。这类冰川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部和横断山地区。这种季风型海洋性冰川，它们形成发育的水汽来源，都是来源于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张文敬说，最早西方冰川学家，在研究北极、南极和阿拉斯加等地末端伸入海洋的冰川时，发现这些冰川活动层以下的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这对于冰川而言，就是比较高的温度了。因此他将其命名为海洋性冰川，也就是冰温比较高的冰川；这包括四川冰川在内的横断山和藏东南冰川，冰川末端下伸得比较低，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张文敬具体介绍的是：
1）海螺沟冰川的长度目前约为13.1千米，冰川面积为25.71平方千米。
2）贡嘎山周围和附近的现代冰川，共有154条，面积为303.43平方千米。贡嘎山四周的大、中型山谷冰川，除了海螺沟冰川之外，还有东坡的磨子沟冰川，燕子沟冰川。西坡还有大贡巴冰川，小贡巴冰川。南坡还一条巴王海冰川。
3）雀儿山目前发育着98条现代冰川，冰川面积为89.28平方千米。它们分属西坡的金沙江流域和东坡的雅砻江流域。雀儿山是四川又一处现代冰川的重要分布作用中心，因为蜚声世界的川藏公路从它的古冰川湖泊新路海旁边通过，格外引世人关注。新路海冰川原来的大片冰舌被一个古冰川湖泊所取代，周围巨大的古冰碛堆积体和古冰碛漂砾比比皆是。
4）四姑娘山由四座美丽的冰川角峰排列组成，形成了四川西部邛崃山脉的最高主峰群。位于主峰四姑娘山周围一共有现代冰川8条，它们分属于西南侧的小金川大渡河流域和东北侧的岷江流域。从现存的长坪沟和二道沟等古冰川“U”型谷地的规模性和典型性推测，一万多年以前的四姑娘山冰川，末端海拔都降到了三千米以下日隆镇附近的地方。
5）四川的雪宝顶冰川区，属于岷江流域，最大的一条冰川以雪宝顶命名，就叫作雪宝顶冰川，长1.5千米，面积1.2平方千米。在它的东坡发育了一条现代冰川，长度仅仅0.6千米，面积0.15平方千米，属于涪江流域，它的融水补给了中国最著名也是最美丽的的黄龙高山喀斯特钙化泉池群，并通过黄龙景观区最终汇入涪江的源流。
6）四川黑水县的达古冰川，位于黑水县达古沟的左侧源头海拔4 680米的峭壁之上，这是一条很小的冰斗悬冰川，有一条壮观伟岸的古冰川“U”型谷地，长度不过500米，冰川面积仅仅0.2平方千米。达古冰川所在的羊拱山上共有13条冰川，它们之中有七条冰川融水流入了西坡的奶子河流域，其余的六条都流入到打古河中，虽然冰川不大，可那毕竟是世界上许多地方可想而不可有的现代冰川。
2、张文敬先生说，四川的这些冰川，是川西高原的固体水库，是四川许多江河湖泊水流之源。现在根据张文敬的介绍设想，这些山系冰川，都参与了距今2-3万年至5000年左右西南地区8级以上的大地震，它们也许涵盖了李海龙先生说的，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景观。这难道不是更能增加造成远古四川盆塞海，以及盐亭等嘉陵江的中下游的大围坪地貌形成的可信度吗？
1）但认真分析起来，张文敬先生和李海龙先生想是两码事。
专业科学家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就要有人发工资，有人买单；出外视察有人接待。而何拔儒先生的“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探索，是冲着要搞清远古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来的；他不追求搞旅游，仅是个人的学术愿望，没有人买单，成败自相知。
李海龙的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大约1万年前左右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研究，是5•12汶川大地震后，国家为了掌握大地震及其产生堰塞湖和溃坝的自然规律，下达的课题。李海龙先生说得很清楚，这些堰塞湖全部溃坝的时间是在大约一万年前左右。
而张文敬先生所说的海螺沟、雀儿山、贡嘎山、四姑娘山、雪宝顶和达古沟等地区的现代冰川，是冲着目前国家和当地旅游经济开发热来的；是在李海龙说的全部古堰塞湖溃坝的时间以后，保持到现在还能见到雪景地区的冰川地貌。
2）至于说到韩同林先生的冰川冰臼研究，倒是有些个人学术目的追求的味道。韩同林2004年出版的《发现冰臼》一书中说，在距今约2-3百万年的第四纪早期，全球气候曾发生过一次人类尚未认识到的惊人的降温事件：全球大约有3/4的陆地被冰雪覆盖，而且那时冰臼的发育遍及地球3/4的陆地，可谓“冰臼时代”。青海省科技厅高延林厅长称，他与韩同林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共过事，韩同林的冰臼时代观点有不少人反对。
实际韩同林是继李四光之后，中国人认定第四纪冰川遗迹，又有创新的地质学家。韩同林当然也是拿工资吃饭的专业地质学家。但韩同林并不简单地照搬书本，他针对传统的冰臼旧说：“在冰川作用范围内，冰川内或冰川下的急流冰水，携带石块快速旋转、冲击产生的漩涡状的深坑，称为的冰臼”，而是用计量地质学方法，去提高冰臼模拟实验的严谨性。
3）韩同林说，他作的大量冰臼模拟实验，检验证明传统的冰臼成因理论根本行不通：因为急流漩涡动力源，并不能产生冰臼。而是由冰川压融水，携带大量冰碎屑、岩屑及冰川粉物质，沿冰川裂缝自上向下，以滴水穿石式形成滚流水钻，对下覆基岩进行强烈的冲蚀和研磨作用形成的。韩同林的冰臼计量地质学，很容易解答盐亭县榉溪河龙潭村河段的河床，约有一里路长、半里路宽的石板河滩，大面积全是像砂锅大小不等的壶穴状的冰臼群。
而这种大面积，用目前张文敬等先生的“水冲石转，石旋坑成”认为的，基岩河床上形成的壶穴状的凹坑，是在山体的隆起过程中，由流水裹挟着质地相对较硬的石块“旋蚀”，天长日久，遂成规模的“壶穴”群，进行模拟实验，则难以说明。
4）榉溪河龙潭河床冰臼群，被当地人称为“龙脚印”。何拔儒在读古书《诗经》上“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晋朝的《博物志•山水总论》上“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说后，联系盐亭境内有一条数百里长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认为即使在新生代老第三纪晚期，造山运动停止后，在新生界第四系距今200万年至1万年左右内，还有可能发生的特大地震，造成盐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貌。因为在盐亭玉龙镇炎鼎山大围坪上，其沙岩层也有近60度以上倾斜走向，也可为证。以这类研究平台，何拔儒认为远古四川距今约200万年至5000年内，曾发生过多次断断续续的从盆塞湖到盆塞海及其溃坝的现象。
然而直到今天对其地质地层、构造、地貌，编纂《绵阳市志》、《盐亭县志》的先生，到接应旅游经济开发热的历史学家群体和地质学家群体，条件只能让他们照抄传统教科书或辞典之说。这也情有可原的。专业学者，谁个不要工资，数十年去外地实地调查研究？
没有人买单的远古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探索，近百年停滞不前，所以人们一听说是远古四川盆塞海，就以为还是传统教科书或辞典说的距今约2亿年的中生代三迭纪晚期前，那些古海洋或下陷的内陆湖泊。《绵阳市志》说到盐亭的大围坪地貌，也认为就是震旦纪以后，在低山整体抬升的构造背景下，流水侵蚀发育成的台状或山坡阶梯状的普遍模式。
3、李海龙先生说，俗话讲得很贴切：“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的买卖”。针对韩同林反传统的冰臼认定，成都地质学家团队张文敬等先生坚持传统的是由流水裹胁着质地相对较硬的石块“旋蚀”而成的“壶穴坑”说，在李海龙先生周围的学者也许远远比张文敬谨慎，远比他们保守。但地质学家们内部之争，难于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李海龙先生指出，最关键的是存不存在远古四川盆塞海文明的证据，就考古发掘，不是历史、地质考古学界的圈内人，是没有能力号召起来的。坚持传统的学者，也许他们更严谨；反之，称为他们保守也对，这是学者的普遍特点。
1）但什么叫“严谨”？欧几里德的几何证明已经够严谨了，为什么在现代数学家圈内部，还只认为是从高斯起，才算开创了数学严谨证明的道路的。李海龙先生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斥资千万，所得到的结论依然寥寥，且多被国际学术界诟病。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如果盐亭能找到这样的实物证据，那也是四川之福，华夏之福啊。
联系2009年韩同林先生在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松林村菖溪河东沟段认定的冰臼群，张文敬先生担忧一些地方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把假的当成真，对韩同林的第四纪大冰期全球大约有3/4的陆地被冰雪覆盖说予以驳斥：冰川是一种特殊的地质地貌体，平均气温高于零度就不会有冰川生存。在地球的中低纬度，山体必须高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形成冰川。把雪宝顶的海拔降低到三分之一的高度，那么冰川也就自然而然不复存在了，更不用说在接近海平面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会有天方夜谭般的冰川。地理与冰川专家刘淑珍也驳斥说，250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高度2000米，青藏高原被证实没有发现有“大陆冰盖”。广元市这地方海拔更低，更不可能具备冰川形成的条件。从生物学角度看，菖溪河东沟段属于秦岭山系，有大熊猫存在，如果有大冰盖，大熊猫早就没了。这种驳斥也叫“严谨”吗？
2）回答成都地质学家团队的“严谨”，韩同林先生说，“他们对壶穴的看法和观点，都是老一套。他们没有考虑到流水动力学的问题。”韩同林还以大熊猫举例：按照过去的说法，有大熊猫的地方就不会有冰川，“但他们是否想过，冰川之前，大熊猫也会迁徙？”
韩同林强调：自己都是表达个人看法和观点，如果“他们总是按老一套来争论，没法说得清楚”。对于科学研究，有拿靠工资吃饭的专业科学家，也有不靠该专业工资吃饭的业余科学志愿者。因此为历史求真，探索存在远古四川盆塞海文明的人，学韩同林先生，就应更要多强调：自己是表达个人看法和观点，如果总是按老一套来争论，没法说得清楚。
当然李海龙先生指的“严谨”，不是按老一套来争论。李海龙先生说，他由于并未去过盐亭县，也未能一睹大围坪地貌的风采，也只能谈一些想法。以前他谈到在一万年左右，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他个人觉得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现在看来他的表述有误。这指的是，现在的成都平原人口密集一带，上游的水量还不足以淹没到周围的丘陵地带。水聚集在盆地低洼处，如不能及时卸载掉，就会形成临时的湖，这个想法需要得到同时期湖湘沉积验证。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农村有水缸，如果井里打上来的水比较浑浊的话，就会在缸底部形成一层沉淀。上游的洪水必然携带大量的泥沙，也一定会沉积下来的。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沉积物。假如四川盆地曾经存在过盆塞海，也就是大型的湖，它必然会形成同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如能找到这些沉积物，问题也算是解决了。
3）还有就是关于海啸的问题，李海龙先生说，海啸是由于海震引起的。四川倒是不缺乏地震，但是海啸发生要求有足够的水动力条件，也就是水要足够的深。如果说水比较浅，即使面积很广，也可能连一只船也浮不起来，但是它对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人们可能注意到了在印尼、日本，台湾岛一带常常发生海啸，这些地方一般都是板块边缘地带，其海水深达千米，日本海沟深就有4000m。所以他很想知道何拔儒先生最早谈的“海啸”是什么含义？它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谈的海啸吗？他个人觉得，四川盆地短期的盆塞海（他想可否用“汛湖”这个词）是可能的，它可能就是历史中传说中的大洪水。
但是要发生海啸，暂时还很难想象。围屏地貌是否为远古人类为了躲避洪水，由低洼地搬迁到丘陵地带的人类遗迹呢？
4）其次，李海龙先生说，一是何拔儒先生的遗物，这是最重要的实证之一。很多对盐亭嫘祖持怀疑态度的论述，里面最要命的就是实物没有（如盘古王表，或其拓本，或何老先生的遗物著作），所以作为信史，则难以服人。这种怀疑是非常合理的。现在的首要工作，一方面是让盐亭县政府着力保护相关文物，多发动群众进行这方面文物的搜集。希望盐亭也有像三星堆一样的文化遗迹。例如王玉哲先生的《中华远古史》巨著中，没有谈及三星堆，是因为他认为三星堆文明与华夏文明是并行的，是互不隶属的关系，这也是现代很多学者的观点，当然这存在很大的争论。如果远古四川盆塞海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基础，则是另一种观点，这就需要用考古的证据。比如盘古王表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的比较等等。
盘古王表的拓本，如果也被毁坏，当然真是令人惋惜，不过他想王表应该不会是孤证，或许在盐亭其他的地方还有保存。也愿老天爷有眼，能让封存在地下的东西早见天日。
4、笔者的个人看法和观点是，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必然会形成同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这要用到计量地质学。何拔儒先生的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的观点，是在民间少数老人中传播到笔者这类第四代人中的。据何拔儒的分析，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不是在约一万年前，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的推测。当然这类观点对何老先生有影响，而且推测的是黄河及长江。当时也有争论这种认知的人，例如1936年出版的钟毓龙先生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以1933年叠溪大地震及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但钟先生认为上古黄河不存在，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然而钟先生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梁州”指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的图像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是1880年生，1970年死，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他的《上古神话演义》解放后1985年才第一次再版，是复杂的政治斗争与生存使然。
1）何拔儒比钟毓龙大22岁，就生长在盐亭，并留学和一些近代旧民主革命领导人作过同学，且学贯中西。他从自然大地震、山崩地裂、堰塞湖、溃坝等联系黄河与长江，推测两大河的水有可能同时形成大堰塞湖，淹没四川盆地。所以，也许不存在海水浅，不能引发海啸的水源问题。至于大面积的沉积物，何拔儒先生考察到盐亭特殊的丹霞地貌“洋港子土”。按地质教科书解释，丹霞地貌是造山运动之前海洋地貌留下的沉积物，那么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只需考察丹霞地貌以上的沉积物了。在盐亭，从北面柏梓地区到南面玉龙地区，沿梓江河流域，有既连续，又间断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说明在丹霞地貌造山运动之后，还有过特大地震，使盆塞海之前的地貌变成了高山。其次说明在盆塞海之前的地貌，有过大河，是黄河还是嘉陵江最早的古河床？只能存而待论。
2）类似榉溪河龙潭“龙脚印”，盐亭境内的现在的举溪河及梓江河，其河床石底还留有不少冰川冰臼遗迹之处，这不是张文敬说的距今约1万年后的现代冰川冰臼遗迹，而是韩同林说的这之前的冰川冰臼遗迹。韩先生的《发现冰臼》一书中已提及榉溪河境冰川冰臼遗迹情况。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才保护了这些遗迹，即河床能保护干涸的盆塞海沉积物遗迹，只因在河中才无人去破坏。但解放后的修小水库、围河造地、养鱼等社会造势，这类沉积物遗迹已在遭到破坏。例如2001年，笔者带四川科普协会主席董仁威先生组织的科考队，到盐亭县榉溪河龙潭村河段的河床察看冰臼遗迹；因为上世纪50年代，笔者亲自看过那里有约一里路长、半里路宽的石板河滩大面积，全是像砂锅大小不等的壶穴状凹坑，但此间看到的，已在围河滩造地、造养鱼池下，面目全非。
3）盐亭大围坪是否是古海啸遗迹地貌，个人看法和观点。但在盐亭高灯镇等的大围坪地带，也有类似古植物化石的整段乌木、钙化木，盐亭七宝海门村发现整体的古象化石。盐亭类似的沉积相发现还很多。“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的买卖”很贴切，如果说盐亭没有一个像广汉三星堆那样有一个遗址的发现，这实际是需要一个实体去开发。如果有，盐亭甚至比广汉三星堆会做得更大。原因是，广汉是平原，无地面文物再可开发；而盐亭是山区，已荒芜数千年，也许地面和地下文物还可搜寻。虽然近百年的阶级斗争，把地面的数百处山寨城邦遗址及文物销毁殆尽，但现在90岁左右的老人们还能知晓一些，如果不抢救，再过10年真的会完蛋。如果把盐亭划为“远古大围坪地质地貌公园”，或“远古人类文明大围坪地质地貌公园”，或“世界远古人类文明大围坪地质地貌公园”特区，向全世界开放，当然这最后还需要如有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的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组成的考古队来工作，才能具有权威性。但这些工作，先必须要有一个志愿者团队，从学术、宣传、经济、出版、发行等方面来支撑，不然都是空想。